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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7日,《金融时报》(Financial Times)在“FT Big Read”栏目刊发深度报道,关注中国境外财富税务规则变化,以及对中国关联家族和香港、新加坡等财富管理中心的影响。丰裕信托资深合伙人余亮恒(Harry Yu)接受采访,从正在进行的客户工作出发,谈到历史记录、资金安排与家族传承所面临的实际问题。

《金融时报》2026年10月7日纸质版 FT Big Read 报道(实拍节选)

一、先把过去的事实接起来

新规公布后,不少家族最想问的是:“原有的境外信托还要不要?是否要换一个司法管辖区?”但在讨论新安排以前,首先要搞清楚旧安排到底发生过什么。

余亮恒目前参与的一项实际工作,是协助客户重新整理境外信托及投资的历史记录,形成可靠、可核对的事实基础,再与熟悉21号公告实务的中国内地税务顾问衔接,由后者评估适用税务义务、申报时限,并按需要与属地税务机关沟通。境外资料整理与内地税务工作应同步推进,而不是等所有文件找齐才开始。

难点并非所有人都没有做账。客户可能持有多家私人银行账户、境外控股公司及私募股权基金投资;不同机构的资料格式、口径和完整程度并不相同。比如一笔PE基金款项入账,银行流水未必能说明其中多少属于本金返还、多少属于投资收益。必须把银行、基金、底层公司及受托人记录重新衔接。

有多年投资报表,不等于已经有一套足以支持税务判断的完整历史记录。

二、过去的交易、今天的现金、未来的传承,要一起考虑

在《金融时报》的报道中,余亮恒特别强调:家族如今不得不将过去的交易、眼前的现金需求和未来的传承安排放在一起考虑。这也是报道选作版面重点的一项观点。

报道中有关余亮恒及其观点的报纸原文节选

税务问题与现金安排也未必由同一人决定。比如,应承担税务义务的是个人,但现金可能留在公司或信托中;是否能够合法安排付款,还取决于公司决议、受托权力、受益人利益及其他相关约束。

对持有创办人股权或长期投资的家庭来说,账面资产价值与可以立即动用的现金往往是两回事。真正的规划,要把税务判断、可用流动性和实际审批权限放到同一张时间表上。

三、信托仍有价值,但不应被当作万能工具

余亮恒认为,21号公告之后,未必应该立即撤销现有信托,也不能假设更换信托所在地就自然解决问题。信托仍可服务于长期持有、治理与传承;保险、流动资产、公司及合伙安排则可能承担不同任务。关键是根据家庭真正需要的功能,比较法律效果、成本、流动性与后续管理。

不同专业同样需要清楚分工:内地税务顾问负责当地税法解释、申报及与税务机关的专业沟通;香港和其他境外顾问则协助查明境外权属、受托权限、历史资金路径及实施可行性。彼此衔接,比匆忙再增加一层结构更重要。

先还原事实,再明确家庭需要,最后才选择工具。

四、从报道回到客户的下一步

对于已经持有境外信托、境外公司或跨境投资的家庭,最有用的起点通常不是一张新的架构图,而是一份清楚的事实清单:哪些资料已核实、哪些仍有缺口、当前要处理什么期限、哪些决定由谁负责。

如希望讨论境外资料梳理、信托持有安排或跨境实施协调,欢迎通过本服务号与丰裕信托联系。我们可在明确授权和委托范围的前提下,与客户原有顾问及适当的内地税务专业人士协作。

Harry Yu

作者介绍:

余亮恒 先生

香港丰裕信托|资深合伙人  

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|名誉教研学人

STEP全球|跨境规划指导委员会委员

余亮恒先生现任香港丰裕信托资深合伙人,并经选举成为STEP全球层面的跨境规划指导委员会委员,同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,长期专注于家族信托、跨境财富架构、家族治理与传承规划。

丰裕所属专业服务集团创办于香港,拥有逾六十年历史,为私人客户及家族提供受托服务、跨境架构与家族治理支持。作为丰裕第二代管理人,余先生常驻上海二十余年,长期往返内地与香港,深度参与中国内地高净值家族的跨境传承规划与结构实施。

余先生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单一信托或架构设计,而是在不同法域、税务身份、金融机构要求及家族关系相互交织的情况下,协助家族协调律师、税务顾问、私人银行、受托人及家族办公室,并在实施前厘清资产权属、角色边界、风险承受能力与长期目标,使法律、税务、治理与实际执行能够相互衔接。 

余先生亦长期参与家族企业教育及跨世代治理案例研究,曾与多家香港本地家族的创办人及继任者合作,其主笔撰写的多个家族企业实务案例已纳入香港中文大学相关课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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